明代釉里红瓷器价格

中国的瓷器自早期开始，便是以颜色釉装饰为其特征，特别是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青釉，曾霸天下数。这是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人们无法从制瓷原料中将铁质除尽。而当青釉瓷器出现四以后，到了隋代，我国北方窑场终于成功地烧出了白釉瓷器，才终结束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后当绚丽斑驳的唐三彩陶器问世后，又进一步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风格。宋代是我国瓷业全面逢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各种颜色釉争奇斗妍、光辉灿烂的时代，特别是当钧窑烧出灿若晚霞的铜红窑变釉后，更为我国陶瓷美学了一个新境蜀。它使高温颜色釉本身取得了立的美学价值，已不再仅仅是器物的保护层。

所谓颜色釉，指的是釉料的装饰颜色，在制作无色透明釉料的时候，加入某些金属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高温下就会呈现色彩缤纷的釉色。如我国传统颜色釉中，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就能烧出祭红、鲜红、宝石红、牛血红等鲜艳夺目的红釉；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又能烧出如豆青、粉青、天青、梅子青等“千峰翠色”的青釉；而以钴为氧化物的着色剂，则烧出霁蓝、宝石蓝等美丽动人的蓝釉。同一种金属氧化物由于在釉内含量的不同，温度与烧成气氛有别，以及釉中其它化学成份组成的差异，又能呈现出众多不同的色彩。例如同样是以铜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就呈现绿色，而在还原气氛中却呈现红色。唐代长沙窑青瓷上那种绿色花纹，便是铜在氧化气氛中的结果。北宋晚期，河南禹县的钧窑窑工，在1300℃的高温下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还原条件，又使铜呈现出红色，这就是举世的“钧红”。

如果说元代的纯红釉还处在创烧阶段，那么明代的红釉器就已红完全成熟了。特别是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成功的鲜红釉，色调，釉厚如脂，《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贵”绝非过誉之词。宣德红釉比永乐鲜红，它虽没有永乐红釉鲜明温润，但红中稍带黯黑，红而不鲜，更显得静穆和凝重。又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如红宝石一样的光泽，耀眼夺目，所以又称为“宝石红”(图四六)，《景德镇陶录》因此有“宣窑”以“鲜红为宝”之说。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器之所以前代而树一帜，一方面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的恰当次候；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颁布“以红色为贵”的规定有关(《明史?礼志》)，虽然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器里，红色的红釉器较少见，但却大量出现了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的釉里红器，在红釉器的大家族中，也算得上一枝秀。永乐时期朱棣皇帝虽普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他仍以红色为贵，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内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甚为，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

在色调上与郎窑红那种有如牛血一般浓艳的红色正好相反，它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素雅清淡，柔和悦目，因红釉中多带有绿色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故得此名(图四八)。此种釉色本是烧制过程中的变化所致，然而绿色斑点在浑然一体的红釉中，却也别具情起。它们有的在匀净的粉红色中泛出深红的斑点，有的则在浅红色中现出绿斑，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清人洪亮吉诗)的奇观。豇豆红的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釉色通体一色，洁净无瑕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而含有深浅不一的绿色斑点，就是“豇豆红”，还有人称之为“美人醉”；色调再浅些的被称为“娃娃脸”或“桃花泛”，它虽不如深者美艳，但也有幽雅妖嫩之态；再次者色调或者更浅，或有晦暗浑浊，就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一种红釉竟有如此变幻莫测的色调，称得上千古之奇了。

红釉瓷有精粗两种，精者口沿都有“灯草口”，而且非常整齐，是烧制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深浅变化，康熙时的仿品则是用白边画的。施釉法有里外两种都施红釉和里白釉外红釉，多以薄胎釉为主。红釉面橘皮。形体外壁有棱棱，白胎多露，形成出筋现象。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棱花式洗面奶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莲瓣卤壶。红色和白色明显，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别具一格。